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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六章 中与西（第2页）

二是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

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则是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为东西方学术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台。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库噶丁n公主之命东行至印度，经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又与叔父从陆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国后马可波罗将其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并激发了欧洲人东行考察中国开辟新航路的**。

当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只是想说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确很繁荣，不然也不会有这个故事。

包括后来到中国来的有葡萄亚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以及荷兰人、英法等国，并且开辟了欧洲诸国在东亚的据点，东印度公司。

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元朝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形状，及至利玛窦等至中国传教，天文、历算、地理、格致诸学大兴，而且也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方法，扭转了中国传统的科学研究之风。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西学输入主要集中在地舆学、天文学、军事、科学方面。

明朝时期政府极其重视翻译与外事活动，明代接待外宾并配有翻译人员的官方机构是鸿胪寺，设卿及在右卿、左右寺丞等大小官职，总领其译事活动。

永乐年间14031424年，复设会同馆于北京，安顿外来使节。

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后称“四夷馆”即官方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校，培养口笔译人员，适应明政府对海外的诸蕃帮交往来。

明代翻译事业的发达，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通衢始于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之潮。

柳治徵称“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

综观我国近代翻译史之进化。

可以看出西方科学技术之输入揭开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或者中国近代文化之序幕。

西方宗教的输入也为中国近年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提供了另一新视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这是西大文明向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

明朝到了中期以后，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宦官专权，政治**，民回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手工业和制造业，也都比以前有新的进步，由于学术界的儒士们谨守孔子之训“君子不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轻视对实用技术的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思想趋于衰微，相对于刚刚经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欧洲诸国明显落后，于是出现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求。

因此利代等，带来的西方之学术正好解此之渴。

而利玛窦的话，是意大利利马切拉塔城人，1568年入罗马学校，受宗教、数学、物理的教学，1571年成为耶酥会会士，立志赴东方传教，1582年来澳门学习汉语，取各利玛窦，字西泰。

次年，随罗明坚赴肇庆，并带来欧洲制造的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东西半球图等。

他感到要在中国传教，首先要得到皇帝的首肯，并得到上大夫阶层的合作。

他还将儒教的“仁”与义”与基督教的“泛爱”主义相结合，撰写交友论，因此赢得多位封建士大夫的信任。

他于1601年买通宦官马堂，到北京觐见神宗，并献上报时自鸣钟、万国图志、西琴、天主图像、珍珠镶嵌的十字架、三棱玻璃柱等贡品。

神宗大悦，“嘉其远来，假馆授粲，给赐优厚”。

在明末学界上，兴起一反动之势力，革新之兴味，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者，日欧洲历算学之输入”。

另一方面，他还首创了中西结合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献的历史，并著勾股义、圆容较义、测量法义、万国舆图。

他曾与当时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前六卷，梁启超称此书“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此外，他还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第一个采用拉丁文为汉语注音，并与罗明坚合作编写了第一部葡华字典。

他在中国居住十多年，1610年5月11日病逝，并“赐葬”北京。

他在中国的几十年所写的笔记和书信结集编成中国札记、中国书简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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