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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第三次战役10美国人的外交圈套（第2页）

他推测中国必定不会接受这个提议，既然如此，美国不妨投赞成票，这样既能顾及盟友的意见，又不会让美国陷入必须接受不愿意承担的条件中。更为关键的是，这可以将拒绝和平的责任完全转嫁给中国。不得不说，艾奇逊对中国的心理判断非常准确，他设下的这个外交圈套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对联合国“三人委员会”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

该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国便作出宣布：

中国代表既未参与联合国成立该委员会的讨论，也未表示赞同，因此该委员会是不合法的，中国政府不打算与其进行任何接触。

这不仅让人想起抗日战争结束时，美国曾派遣马歇尔将军组成“三人小组”调停国共冲突，结果却导致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的历史教训。

1月13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关于朝鲜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但我们的立场是先谈后停，而非如美帝所愿的“先停后谈”。次日，起草了一份致朝鲜政府的备忘录，向朝方阐明中国的立场：目前美国因在朝鲜的失利急于寻找出路，最好是实现“光荣停战”，否则，将陷入“有限制的战争”。

然而，“光荣停战”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有限的战争”却让英国、法国、印度等国感到恐惧。因此，直到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才提出了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只要先实现停战，美国便能保存其实力，并帮助李承晚保留一定的地区和军事力量，而谈判则可能将停战的时间无限期延长。

如果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该议案，我们在明确拒绝“先停战，后谈判”这一原则后，将主动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四项主张。

柴军武将此备忘录呈报给金日成，并作了说明：备忘录的内容“已经得到苏联政府的同意并愿意给予支持，中央非常希望了解金首相的看法”。与此同时，该备忘录也送达了大将军。

大将军在表示赞同备忘录所阐述的政策立场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若停战期限延至三月底，不但不会影响朝鲜的战事，反而有利于局势发展，因为这将减少敌机的活动频率，有利于各项准备工作的顺利开展。”

显而易见，大将军对于停火的看法，与备忘录中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前线的大军统帅，他更加关注战场的实际局势。在此时停火，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迫切需要休整的志愿军而言也是有利的，这可以为志愿军争取两到三个月的准备和休整时间，对未来的作战十分有利。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引起中央的重视，因为当时主导决策的仍然是政治方面的考量。

2月1日，我国复电联合国，明确表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先停火后谈判的原则，实质上拒绝了联合国已通过的三人委员会方案。

我国的这一反应，恰好符合了美国的预期。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满怀期待并确信，中国将会拒绝这项决议（事实也正是如此），从而促使我们的盟友回归较为理性的态度（这也果然发生了）”，从而“使美国在东西方世界都受益匪浅”。

艾奇逊精心策划的外交陷阱取得了圆满成功。

接下来，美国采取了一连串的举措：

在联合国中，策动联大提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在欧洲，推动北约加速组建一体化军事力量；在日本，积极策划单独与日本签订和约，并加快日本的重新武装进程；在国内，强化实施扩军备战的各项措施，全方位提升继续进行战争的力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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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范登堡回美国后，他们带回的消息让华盛顿欣喜若狂——麦克阿瑟在放屁，战局已经好转。中国军队因运输线延长，补给困难，已不能有效作战。李奇微是个帅才，已经整顿得第八集团军日见起色。不但如此，他决定马上就要大反攻了！

美国政府立刻采取了强硬态度。与此同时，日夜奔波于前线的李奇微为第八集团军补充了大量老兵，并将从元山撤回的美十军部署到前线，还调集了许多新型武器。在此期间，李奇微在朝鲜重整部队的工作也取得了显着进展。第八集团军不仅稳固了现有阵地，还开始为反攻做好了准备。

此时，李奇微指挥的前线作战部队包括七个美军师、八个南朝鲜师以及两个英国旅，总兵力达到二十五万。而志愿军的一线作战部队仅有二十八万，其中志愿军仅有六个军、约二十一万人。尽管在兵力上稍占优势，但火力上的差距却是数倍之大，更不用说关键的后勤对比了。

由于外交应对不当，中国方面因此遭遇了许多不利局面。

其实，早在此之前，中央曾判断“打过三八线好谈”，然而，志愿军在第三次战役获胜并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后，却并未立刻按照这一判断采取行动。不仅未能有效利用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和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愿望，给美国制造更大的外交困境，反而缓解了美国的外交危机，使自己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孤立。

从军事角度来看，拒绝停火带来的不利局面更是迅速显现。我们一再强调，先停火后谈判将会让美军获得喘息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阴谋。然而，实际上，战场上不仅是美军急需喘息之机，几乎已处于力竭气衰、疲惫不堪的志愿军，同样亟需一个休整的机会。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地面战场由于双方军队暂时脱离接触而陷入短暂的平静，然而美军的空中打击却从未停歇。志愿军在后方的运输和部队调动，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此情况下，若能实现停火，至少可以争取到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进行休整和补给，这无疑有助于志愿军为下一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

此次外交处理不当，根本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接连取得三次胜利所带来的乐观情绪。尽管志司一再强调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包括主要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人，对形势的认知仍然不够到位。这种普遍存在的倾向，成为在停火问题上决策失误的主观原因。

美国军事历史作家约瑟夫·格登对此发表了以下评价：

对于中国人而言，反对停战带来了巨大的人为灾难。他们自恃甚高，显然确信联合国多数成员会支持他们的主张，因此拒绝了一个比两年半后他们最终接受的条件更为有利的结束战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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