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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章 郭县长的暗算（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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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章郭县长的暗算

徐小玲确实是不同意私奔的招法，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眼前的情况也不允许大办，最终在李光泗和杨少宗的劝说下，同意了杨少宗的提议。

虽然徐小玲比李光泗大两岁，按阳历算应该是大三岁，可在农村不就这么个说法嘛——女大三，抱金砖。

人家一个愿意嫁，一个愿意娶，你能说什么？

既然已经是这样子的结果，杨少宗只能帮徐小玲和李光泗将事情办了，在民政办那边特事特办，盖一个章发个结婚证，登记一下就让他们两个人先走一步。

为了防止泄漏消息让徐家和她对象家的人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民政办的肖主任一个人完成。

在徐小玲和李光泗回旗山的时候，宋方舟他们已经停止了炒卖国库券，7月中旬，财政部和中国国家银行联名发了一个新的通知，将各个试点金融机构的国库券流通价进行重新调整，一律不得再低于面值。

这么一来，倒卖国库券已不再是很暴利了。

很多年后有人说起杨百万的现象，解释是因为当时没有信息网络，各个试点单位都是自行决定，没有相互通知，所以才会产生国库券流通价格的差别，导致一部分人有机可乘。

实际上，徽州、武昌等地的金融机构是明知道淞州试点的国库券收购价比他们高，而且高出很多，他们也知道有人在乘机倒卖。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资金大量回购各省老百姓急于脱手的国库券，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购价设定的低一些，让人都去淞州卖，或者从他们这里买掉一部分再去淞州卖。

如果是这样，他们至少还能从中赚取一部分的手续费。

客观的来说，国家金融体系上的这个巨大漏洞是地区金融机构有意为之。杨百万、宋百万、徐百万、李百万这些人的诞生也是地区利益博弈的获利者，他们就是一群搬运工，各个地区银行机构也各取所需，想吃进国库券的银行回购了足够多的国库券，不想吃进国库券又被迫开通试点业务的银行则赚了一笔不菲的手续费。

利用这个漏洞席卷了近五个亿的现金流后，富旗公司就按照杨少宗教给他们的办法在深州特区重新注册了新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这些现金重新聚集起来投入原煤倒卖市场。

实际在5月下旬，中央负责人就已经将物价改革方案拟定好了，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劳务价格和少部分重要商品由国家管理，绝大部分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自行调节，用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和工资的关系。

原则上，物价每年上调10，五年上涨6080，工资每年上调1114，五年上涨100。

这个计划很快遭到了陈云等共和国经济元老的反对，当时就有人提出，工人的工资可以按计划上涨，农民怎么办，农民在五年后还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开支？

没有人在乎！

居然没有人在乎！！！

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农民占八个亿，这八亿人口的生活消费问题居然被中央政府无视了。

所以说这场物价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失败没有天理。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还没有到八月份，火柴供应价格就开始大面积的上涨了。

火柴在1988年是每个人都要用的东西，消耗量非常大，这个东西的涨价迅速让人们意识到更多的东西要涨价。

1988年8月17日，国家关于物价改革的决定终于以公报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最大的一个变化莫过于市场敞开供应，不再需要票，价格也由市场说了算。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的物价正式走向了彻底的失控，最失控的莫过于大城市，特别是首都、淞州这两个重灾区。

老百姓开始疯狂抢购市面上所能买到的一切物资，银行每天都在被挤兑，大量的存款被提取出去用于购买物资，最疯狂的时候，在首都连一卷手纸都买不到，所有去首都出差公干的人都得在行李箱中自带手纸。

在全国的各个城市，不管需要不需要，只要商场里有什么就买什么，有些人一口气买了几十箱罐头，有些人一口气买了几十箱火柴，只要商场里有，那就一口气的搬走。

皮鞋、大衣、电冰箱、洗衣机……平时不敢买的都买了，只要还有钱就立刻花光用光。

1988年9月1日，中央最终下定决心，长痛不如短痛的一次性过关，让物价涨到底再说，国家物价局将571类物资价格全部放归市场决定，国家管理的物资价格只有89类。

在这个决定公布后，9月4日，杨少宗将80克标准的火腿肠价格提高1.5圆根，旗牌海鲜罐头价格提高4.5圆罐。

实际上从7月15日开始，旗山肉联厂的整个供销系统就已经在压货，大量的火腿肠和海鲜罐头被积存在各省市经销处的仓库里，控制发货总量，使得全国市场上的旗牌火腿肠、海鲜罐头在7月底就出现脱销的局面。

在产能日益提升的情况下，旗山肉联厂在7月份的总销售额反而花落了两千多万圆，跌落到刚破亿的规模，8月份则降低到了四千余万圆。

杨少宗一直在压货，直到9月4日，全国各个经销处才突然放开供应，特别是集中在各个抢购潮很明显的大城市供应。